君王开玩笑的风气从西晋传到了东晋。晋元帝司马睿的皇子出世，大臣殷羡谢恩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臣对此毫无功劳，却获得了重赏。”晋元帝一听笑着回答：“这件事怎么能让你有功劳呢！”（《排调》第 11 则）虽然是殷羡先开口，晋元帝作答，但是主动开玩笑的还是君王一方——在刘义庆的笔下，君臣之间主动开玩笑的都是君王。这并不难理解，毕竟尊卑之分是切实存在的，即使是受宠的臣子也不会主动消除君臣之间的距离，否则就有犯上的嫌疑。

晋元帝的这个玩笑很接地气，即使在今天也能引得大家一乐。这样的“俗”玩笑表明晋元帝完全懂得普通人的笑点，他也用这样的玩笑告诉大家，此刻的他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而是和大家一样，是一个父亲、一个男人、一个名士。

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司马昭、司马炎或是司马睿一定渴望友情，是刘义庆的记述让读者感受到了他们对友情的真心渴望。君王通过主动开玩笑所获得的满足感可谓跃然纸上，连读者都忍不住想和司马睿交个朋友，真诚地向他道个喜。或者我们可以说，作为作者的刘义庆能够体会到君王的这份心情，并且希望通过他的叙述让后世的读者领会到君王和其他名士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他们同样渴望在当时的习俗中找到纯粹的快乐。

司马睿画像

通常认为魏晋的统治者用礼教治天下，礼教成为束缚人们的工具，所以才有了名士的反抗， 而君王主动的玩笑似乎在告诉我们，礼教固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着不可否认的功能，但是也许在某些时候想要反抗礼教的还包括他们自己。韦政通指出曹操就喜欢“公然向传统挑战” ，《世说新语》中有一则关于曹操年轻时的故事非常生动地展现了曹操爱开玩笑的性格：曹操年轻时，曾经和袁绍一起好为游侠。

有一次两人去看别人结婚，偷偷潜入主人家的花园中，夜里大叫有贼，等到大家都来抓贼时，曹操进去用刀劫持了新娘。事后曹操和袁绍溜了出去，结果因迷路掉到了灌木丛中，袁绍动弹不得。曹操再次大叫：“偷儿在此！”袁绍一惊慌，竟然自己跳了出来，两人才没有被抓。（《假谲》第1 则）这样顽皮的一个年轻人，很难想象在大权在握之后就会完全失去搞恶作剧的念头。和年轻时的曹操一样，很多君王从小就浸淫在名士圈中，对汉朝固化的君臣关系抱有不满，年轻时的曹操的确是《世说新语》中诸位君王的缩影——尽管他和司马昭一样名义上并没有称帝。

我们看一看《晋书》中对晋武帝的描写，就能够真切体会到礼教对君王的约束。《晋书》中先是夸赞武帝胸怀宏大、为人忠厚，能容纳直言，对人态度庄重，表里如一等，然后话锋一转，指责他平定了吴国之后就怠于政事，沉湎于游宴。换言之，在礼教的严格要求下，君王是没有资格像常人一样放松玩耍的，不然则将招致千秋恶名。喜欢和臣子开玩笑的君王自然是不够庄重的，甚至还有宠溺幸臣的嫌疑。《世说新语》显然没有《晋书》的条条框框，刘义庆放弃了自己对其中人物的评价权利，直接让读者自己面对其简洁文字所勾勒出的君王，自行判断他们的行为是否不合时宜。

我们对他们的判断基于我们的君王观：我们究竟是要求君王成为完美的存在，还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普通人。如果我们笃信儒家的教诲，那么君王就应该如同圣人一般，他们的缺点也就变得不可原谅；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大部分读者应该会接受君王首先是个普通人。他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君王，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是圣人，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用最高等级的标准来苛求他们？

有趣的是，远在南朝的刘义庆似乎也早已有了这样的态度。那些主动开玩笑的君王就好像丧子后不守礼数、尽情痛哭的王戎一样，主动放弃了成为完美无缺的圣贤之君的可能，而愿意像其他普通名士一样在“俗”中找寻一份快乐。刘义庆不含褒贬的叙述意味着他张开了自己的怀抱，将君王纳入了名士群体之中，让他们在名士的习俗之中尽可能地展现一个真实的自己。

刘义庆的态度影响深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阅读《世说新语》的后世读者绝大部分在现实生活中是君王之下的臣子，这些读者能够接受君王所开的玩笑，意味着他们和刘义庆一样将君王纳入了名士群体，从而使君王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成了读者中的普通一员。

于是我们不用盲目为他们歌功颂德，也不用对他们的缺点报以冷眼，竞相指责，而是可以用平等的视角和他们展开隔空的对话与交流，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这也就难怪有人把《世说新语》当作一座宝山，而有人却会痛斥《世说新语》的危害了，对竭力维护等级差异的人来说，这的确不啻洪水猛兽。